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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字在中国文化中有什么意义?

作者:用户发布来源:瑞景艺术问答网发布时间:2018-7-7


天时地利人和
“和”是自然社会不同事物的矛盾统一。其中所称“乐”和,因为先秦时代诗、乐、舞三者合一,常以“乐”表示艺术总称,因而其论“和乐”,即通于文艺美学。在中国古代美学发展史上,“和”具有丰富的审美内蕴,要义有以下几方面:
一、“和”是宇宙自然、社会人生发生的规律,存在的常态,功能的佳境。如前引史伯“和实生物”、即为“和”的最高审美义蕴提出了哲学依据。其中“和五味以调口”、“和六律以聪耳”、物错杂以成“文”等论点,对“和”发展为审美范畴影响尤大。而道家(老子》四十二章又云:“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二生三,冲气以为和。”更从宇宙本体论、生化论层面,阐释了“和”是阴阳二气矛盾统一,是生成万物的内在依据或存在状态。而《庄子·天道》篇称“与人和者,即是顺应自然,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天和、人和,甚至破坏自然,而不要人为地干扰,这是万物之美所以产生的哲学根据。
二、“和’,是创作主体的生理机能、行为态度以及精神境界的最佳状态和理想规范。如《国语·周语下》云:“单穆公曰:··…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刘姆《文心雕龙》则将“和”的理论(艺术论)直接引人文学创作,调畅其气,清和其心,《养气)篇云:“吐纳文艺,诗人的身心调畅清和,务在节宣,烦而即舍,勿使雍滞。”创作之时,是保证作品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反,迫促和气”,如果是“销钎精胆,必然导致创作的失败这说明审美主体的生理及心理和谐,是其审美创造能力正常发挥乃至超常发挥的内在基础。
三、“和”是作品创造的雅正和平、含蕴深厚的艺术境界,这一审美特征备受传统诗论家的推崇。孔子说:“《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悄))孔安国注:“乐不至淫,孔子已为诗歌之“和”定下基调,言其和也”就在春秋时期,哀不全伤,认为“和”是诗的最高境界。但孔了同时又强调“诗··…可以怨”(《论语·阳货》)。可见其“和”的艺术高境,即包含了社会人生的矛盾统一的内容,并没有完全否定诗歌文学揭露黑暗、讽刺时政的现实性。而发展到汉儒的“温柔敦厚”的诗教,而淡化矛盾,强调同,止乎礼义”,主张“发乎情,则其所谓“和”,削弱了文学对现实的批判作用。
这一观点,为明清儒家正统诗论所发挥,于是出现了追求温厚和平、含蓄委婉为审美极致的理论倾向。其特点是把思想规范与审美追求合二为一,如清沈德潜等即是。而张谦宜则反之,其《茧斋诗谈》卷一云:“人多谓诗贵和平,只要不伤触人。其实(三百篇)中有骂人极狠者,如‘胡不遗死’,如敲朴加诸盗贼,正是人情中节处,…盖骂其所当骂,故谓之和。”
四、“和”是艺术辩证法的适宜度量和最佳境界。如《左传·昭公二十年)云:“声亦如味,·…清浊、迟速、短长、刚柔、出人、哀乐、高下、大小、疾徐、周疏,以平其心,以相济也。君子听之,心平德和。”诗歌作品的艺术形式也应追求“和”。如(文心雕龙·声律)云:“是以声画妍蛋,寄在吟咏;吟咏滋味,流于字句;气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
五、“和”作为中国古代杂文学观念中的一个基本范畴,其义蕴中还包括了文学作品调节社会矛盾、改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政治教化功能,以及调节平衡身心健康的作用。如《荀子·乐论)所称君臣上下一同听乐而“莫不和敬”,强调“乐者审一以定和”。《礼记·乐记》又据此加以发挥。但是汉之后的文论家,又多有强调“和”的审美功能而要求超越功利,其旨趣之异,不难分辨。
天时地利人和
*顺应人心,天下和平

  《周易·咸卦·彖传》曰:“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按照这种理解,没有战争并不等于就是和平,如同人体没有疾病并不等于就是健康一样只有作为国家的领导者能够感动普天之下的人心,才会有真正的和平。

  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是民本主义,即:国以民为本。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虞夏书·五子之歌》)。那么,怎么才能感动人心而做到本固邦宁呢?其一,使人民富裕起来,是发展经济,民富才能国强。《周易·系辞传下》曰:“天志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住。何以聚人?曰:财。何以守位?曰:仁。”以仁爱之心博施济众,才能保得政权稳固;使人民获得财富,方能产生凝聚力以聚敛民心。其二,是不伤民财、不拢民安,使百姓安居乐业。所谓“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周易·系辞传上》)其三,与人民共甘苦,“吉凶与民同患”。(《周易·系辞传上》)平时能够使人民衣食无忧、生活安定,战时能够以人民的喜悦与否为依据来做出决定。这样,国家需要出力的时候,人民就会不辞辛劳乃至舍生忘死。所谓“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周易·兑彖传》)其中,“说”与“悦”通。其四,执法如山,公正严明。所谓“明罚敕法”(《周易· 嗑·象传》)、“刑罚清而民服”(《周易·豫·象传》)如此等等。古人云:“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周书·酒诰》)“监”与“鉴”(镜子)通。意思是:人不要从水中看自己,应当从民情中看自己。儒家的亚圣孟子,社稷次之,认为:“民为贵,曾将民本主义发展到了顶峰,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一国之君,会赢得天下太平。昏君误国,恢复天下太平的方法,就是昏君。明君治国,能够顺乎天时、应乎民心,可称之为明君。在君主时代,就是进行社会革命。否则,会招致天下大乱。所谓“天地革而四时成,顺乎天而应乎人,汤武革命,革之时大矣哉!”(《周易·革·彖传》)当代世界,已经进去和正在进去民主时代。中国古代所说的“民主”,如《尚书·周书·多方》中所谓“天惟时求民主”的民主,指的是民之主。西学东渐以来,在德莫克拉西(democracy)意义上的民主,指的是民做主。就国家领导人的历史更替而言,前者靠的是暴力革命,后者用的是和平普选。从暴力革命到和平选举,是社会历史的进步。然而,“得民心者得天下”,始终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法则就世界范围而言,也应当是如此。从以强凌弱到和平共处,从依靠战争开疆扩土到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从武力对抗到平等对话,从技术崇拜到人文关怀,从企图一国称雄称霸于世界到学会尊重世界各国的共同组织即联合国的民主决策和顺应世界人民的民心民意,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历史的进步,现在,不可阻挡,依靠军事手段解决国际战争的作用和影响力正在下降。各国政府的领导人,都以反映全世界人民热爱和平的心声、代表普天下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己任,乃是共同赢得并保持全世界范围内真正而持久和平的重要前提。

  2.有反有仇,仇以和解

  中国文化对于人世间因利益而产生的仇恨和冲突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即所谓:“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相反相仇则恶,和而解则爱。”([2]第25页)诚然,复仇也有正义与非下义之分。即便是正义的复仇,民间有所谓“冤仇可解不可结”,人们也不主张世代为仇。故而,“冤冤相报何时了”的说法。纵观历史,长期争战,世代冤仇,终非结局。《孙子兵法》曰:“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5]第6页)当战争双方打不下去时,才能解决争端,就是互相让步。只有互相让步,故而称作“和解”。互相让步,总要通过和谈来解决争端。和谈,是以互相谅解、互相宽恕为前提的。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的学说,概括而言就是“忠恕”两个字。忠恕,是仁的体现。仁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子曰:‘爱人’。“樊迟问仁。”(《论语·颜渊》)否则,冤冤相报,冤仇就会越结越深,长期争斗,从而积重难返,吃亏受害最深的则是双方的平民百姓。因此,“化干戈为布帛”、“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开通豁达精神,一直为中国百姓所称道。

  中国有一个“大风与太阳”比赛本领的寓言故事。其意是说:有一天,大风看到一位少年在地上赶路,于是就对太阳说:“我的本领很大,我能把他的上衣吹掉。”接着就鼓起肋帮子使劲的吹了起来,结果是风吹的越大这位少年就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裹的越紧,因此大风始终都没能将他的衣服吹掉。太阳看了之后哈哈大笑,说道:“让我来试试吧。”说完话就发出了强烈的光和热,结果,这位少年由于热得汗流浃背而难以忍耐,最后就把自己的上衣脱了下来。这个寓言中,蕴含着一个天人之和的自然哲理,这就是:违反自然的“人为”,不如顺应自然的“无为”。这种推天道而明人事的中华文化的智慧,则标本兼治;否则,告诉人们:解决任何问题,若是顺应自然而从“治本”入手,若是违反自然并停留在“治标”的水平,则难以奏效。

  3.求同存异,和平共处

  中国哲学对于“和”、“同”关系的表述有一个发展过程。先秦时期所谓“和而不同”的“和”,是含有差异的辩证的同一性;所谓“同则不继”的“同”,是不包含任何差异的抽象的同一性。后来东汉思想家王充做出了新的表述,指出:“道虽同,同中有异;志虽合,中有离。”([1]第2页)“合”与“和”通,已如上述。这里所说的“同”与“合”都属于辩证的同一性。这就是说,“志同道合”实际上也是包含差异的。所谓“大同必有小异。”([2]第25页)求同存异,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以及不同文化之间互相沟通、加强团结、互相谅解、赢得和平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思维方式。中国文化,也因此而具有较大程度有宽容性和兼容性。例如,在中国的许多寺庙内,可以看到儒、释、道三家共居一室而相安无事的局面。这种情况,在任何一个宗教文化的国度里,都是难以想象的事。又如,中国政府所倡导和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得到了许多国家的共识,并为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在改善关系、加强合作、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展望未来,人类刚刚迈进的二十一世纪,是世界各国家进行自我调整、重新组合、激烈竞争并在竞争中进行合作的世纪,也是霸权主义相对衰落、单极世界独木难支、多极世界相继形成的新的世纪。在新的世纪中,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的世界潮流,将会变的更加强大。世界文化是多样性的,犹如自然万物一样。那种想用一种文化传统、一种价值观念、一种思维方式乃至一种生活方式强加于世界各国人民的企图,永远是行不通的。著名的英国万史学家A.J.汤因比,早就对那种认为“只有一个社会——我们的西方社会”的“文明的统一”观点进行了批评,并指出:“这样一种文明统一的理论是一个错误的概念,近代西方历史学家受了他们的社会影响而误入了这一歧途。”([7]第45页)他还讨论了“走向社会和谐的不同途径”问题。([8]第412-414页)诚然,人类走向真正意义的“社会和谐”,至今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面对这一复杂而艰难的历史重任,正如本文开头引用A.J.汤因比的那段话所提醒的那样: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就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而言,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实际上,中西文化各有所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自然无为”、“和实生物”、“以和为贵”、“执中含和”、“求同存异”等),与西方文化的优秀传统(科学精神、效率观念、竞争意识等)之间,在排除偏见、民主思想、法制思想、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一步互通有无乃至珠联璧合,必将在环境保护、文化发展、经济合作、学术交流、政治对话、军事克制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和和久必分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和和久必分
尤其是道教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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